第三章 河東學派——薛瑄

薛瑄，字德溫，號敬軒，河津人，著名思想家、理學家、文學家，河東學派的創始人，世稱“薛河東”。官至通議大夫、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，贈資善大夫、禮部尚書，謚號文清，故後世稱其為“薛文清”。

薛瑄繼曹端之後，在北方開創了“河東之學”，門徒遍及山西、河南、關隴一帶，蔚為大宗，其學傳至明中期，又形成以呂為主的“關中之學”，其勢“幾與陽明中分其感”。清人視薛學為朱學傳宗，稱之為“明初理學之冠”，“開明代道學之基”。高攀龍認為，有明一代，學脈有二：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，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，可見其影響之大，其著作集有《薛文清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

薛瑄的學說，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較大，他通過長期聚徒講學，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，培養造就了大量學者，創立了著稱於史的河東學派。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，河東學派不斷壯大，薛瑄弟子遍及山西、陜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地，他們在弘揚薛瑄思想學說和發展程朱理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。

薛瑄上任後盡心盡職，昭冤平反，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在錦衣衛發生的10多起冤獄案。事有湊巧，薛瑄辦案期間，當時錦衣衛有個已去世二年的軍官的小老婆美貌風流，與王振之侄、錦衣衛行事校尉王山私通，兩人想馬上成親，但軍官的大老婆賀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滿為由，從中阻攔，結果引起兩人不滿。王山便唆使那軍官的小老婆狀告賀氏，說她用妖術悶死了自己的丈夫，於是由錦衣衛將賀氏扣押立案，由都察院禦史獄審訊判成死罪。薛瑄發現其中有冤，多次要求經辦此案的監察禦史覆查平反，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諉，只好又轉交刑部議處。待刑部查清確屬冤案後，薛瑄便憤然對諸監察禦史以瀆職枉法進行了彈劾。

這樣一來，便引起了錦衣衛指揮馬順和都察院都禦史王文的強烈不滿，二人立即向王振大進讒言，王振聽後大怒，便令諫官彈劾薛瑄，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為由，定為死罪，下於錦衣衛獄中。薛瑄入獄後，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，但只見他泰然自若，仍手捧《周易》在專心致志地誦讀，通政史李錫知道後讚嘆說：“真鐵漢也!”午門會審時，由王文主審提問，薛瑄當即義正詞嚴地斥責他說：“你身為禦史長官，自當迥避，安能問我!”羞得王文無言答對。薛瑄蒙冤，震動朝野，就連王振的老仆人也為之痛哭不已，王振見眾怒難犯，只好作出退讓，後經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，才免了薛瑄死罪，將他削官為民，放回故裏。

薛瑄是有素養的作家和詩人，他的文學作品有散文、雜文等260餘篇，詩歌1570首，成就頗大。對於詩文寫作，他曾講道：“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，昔人所謂出肺腑者是也，故凡作詩文，皆以真情為主。”這就是說，凡是發自肺腑的、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，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。在寫作方法上，他主張要條理明白，要註重修辭，把文章寫得言簡意賅；他還強調，有了高深的涵養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才能寫出好的文章。這些見解，無疑都是正確的、高明的。薛瑄的散文、雜文大體可分為游記、隨感、對友人題贈以及寓言故事等。

在寫作上大都結構嚴整，行文流暢，格調清新，寓意深刻。如《游龍門記》敘述簡潔明快，寫景繪聲繪色，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，被稱為明代散文佳作，上世紀60年代曾被選入中學課本。《退思亭記》、《車窗記》都是觸景生情，有感而發，在揭露貪汙受賄、敗壞法紀等劣行的同時，不忘奉勸世人和勉勵自己勤廉從政、慎言慎行，說理充分，令人心悅誠服。薛瑄很愛寫詩，凡行旅、登臨、居住、懷古、讀書、會友、贈別等，多有詩歌問世。對薛瑄的詩，清人紀曉嵐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給予了很高評價，曾稱：“大致沖淡高秀，吐言天授，往往有陶（陶明）韋（韋應物）之風。蓋有德有言，瑄足當之。”薛詩中不乏名篇、警句，如“天連巫峽常多雨，江過潯陽始上潮。”、“庶官務割剝，不念遠人窮。”、“夜深風雪響侵門，繡被熏來睡正溫；忽念中林有樵者，獨慚餘暖未能分。”、“宦情似水年來淡，鄉思如旌日自懸。”、“彤闈紫閣如天上，依舊清汾數頃田。”。薛瑄的詩意境優美，形象生動，愛民之心，辭官之願，躍然紙上，備受讚賞。

薛瑄主要著有《薛瑄文集》、《讀書錄》、《理學粹言》、《從政名言》、《策問》、《讀書二錄》等。其中《讀書二錄》是集薛瑄理學思想大成的代表作，也是他平生所作讀書筆錄或讀書心得之集中總匯。清人曾輯其所有文字，並同其年譜、諸儒論讚等，匯刻為《薛文清公全集》，總四十六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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